10 月 18 日上午,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文南楼 204 会议室举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郝田虎以“弥尔顿及其《失乐园》的现代性”为题进行演讲。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章燕担任与谈人。

郝田虎教授从弥尔顿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失乐园》的内容和《失乐园》的诗歌形式三方面深入分析这一伟大诗人的作品,全方位诠释弥尔顿及其作品的现代性。
郝田虎首先探讨了弥尔顿的观点和信仰,并将其置于广泛的思想史和现代性背景中。弥尔顿的现代性可以通过他所阐述的三个自由来概括:宗教自由(ecclesiastical liberty)、家庭或个人自由(domestic or personal liberty)以及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这些理念对于西方现代观念有深远的形塑作用。
讲座从亚当和夏娃个体意识的觉醒、“unde malum” (恶从何而来)和英雄主义的重新定义三个方面探讨了《失乐园》的现代性。
现代性这一主题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紧密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夏娃自我意识的觉醒。夏娃出生时还没有自我意识,她的自我意识从被自己的湖中倒影吸引开始,与亚当的相处又使她产生了对性别的认知,通过亚当,她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如果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这也是夏娃被驯服的过程。撒旦在梦中显现的诱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夏娃心中种下了个人思想和自主欲望的种子。在她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她提出在他们劳动期间与亚当分离,这种独立的主张最终导致撒旦能成功引诱她独自吃下禁果。弥尔顿在诗中注入了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夏娃的心理和精神成长。吃下果实后,夏娃纠结于是否要与亚当分享。起初,她考虑不给亚当,因为她在吃了果实后知识增加,不愿意回到过去与亚当相比更弱势的境地,而如果亚当也吃了果实,她仍然和亚当的实力有差距。然而,她想起了上帝的警告和偷吃果实的惩罚,亚当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伴侣,一个新的“夏娃”。经过一番算计,她最终决定与亚当分享禁果,以共同承担上帝的惩罚。这个决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夏娃的纯真丧失的那一刻。在《失乐园》中,弥尔顿明确指出,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之间已经存在婚姻和性爱。然而,在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纯洁的爱(love)就堕落腐坏成了情欲(lust)。

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思想的背景下,爱与欲望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在这个框架中,爱被定义为一种纯洁而崇高的纽带,也反映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婚姻义务,而情欲则被定义为一种卑鄙和无节制的欲望。夏娃的自我意识完成于第二个梦,这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犯下罪孽之后,上帝宣布将他们逐出伊甸园,派遣大天使米迦勒教导他们,然而亚当听讲时夏娃却睡着了,醒来时她宣布已经通过梦接受了上帝的指引。夏娃的第二个梦与她的第一个梦形成对比,第一个梦是受撒旦启发的,充满恶意和诱惑,而第二个梦来自上帝。这种影响的逆转强调了主题的转变:第二个梦有效地抵消了撒旦先前诱惑的有害影响,标志着夏娃的转变,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亚当一同走出伊甸园。而亚当的觉醒体现在,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不服从的后果,但他还是选择与夏娃一起承受,因为他相信他们之间有不可阻碍的自然联结,意味着对爱的承诺,也意味着对现代个性的拥抱,亚当最终也选择了站在人类一边。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失乐园”的故事成为对自我意识、个性以及个人欲望和关系纽带之间的现代探索。

弥尔顿《失乐园》中现代性的第二个表现体现在“unde malum”这一普遍主题中,即恶从何处来。当弥尔顿描述撒旦的堕落时,他明确表示这是由于他“could not bear through pride that sight”。根据Stanley Fish的句法分析,从动词“bear”引向宾语“that sight”,需要经过状语“through pride”,这种结构说明了弥尔顿对恶从何处来的回答,也就是撒旦内心的骄傲。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解释,弥尔顿认为邪恶的根源不是外部的,而是源于个体内部。在撒旦的例子中,他的骄傲使他无法忍受神圣荣耀的景象,导致他有一种篡夺上帝地位的反叛欲望。这种观点反映了现代性对道德主体的理解,强调邪恶的种子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现代性还体现在对英雄主义的重新定义,这是对荷马和维吉尔以降史诗传统的重构与改写。阿喀琉斯等古典英雄通过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体现了勇气和积极美德(active virtue),而弥尔顿认为真正的英雄主义存在于坚韧、耐心和崇高的自我牺牲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消极美德(passive virtue)。《失乐园》的现代性在于弥尔顿式的对英雄传统的批判性剖析和重新定义。


讲座第三部分借用美国学者Lee Morrissey 的研究, 探讨《失乐园》形式上的现代性。郝田虎指出,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看,弥尔顿的《失乐园》体现了所谓“生成性歧义”(generative ambiguities)。这一概念指的是诗歌多层含义可以共存,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解读。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对撒旦的描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段诗节引文的首字母,就会发现它们拼出了“SATAN”。弥尔顿有意用离合诗(acrostic)巧妙地强调了人物的身份。更深刻的例子是弥尔顿对诗体即无韵诗(blank verse)的选择。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诗歌应该押韵——这一观点植根于古典传统——但弥尔顿大胆地断言,荷马和维吉尔都没有在他们的史诗作品中使用韵,韵是“野蛮时代”的发明,主要用于弥补内容的薄弱。这种观点使他能够将自己的诗歌从他所认为的押韵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将韵脚描述为“麻烦的现代束缚”。相反,他寻求探索一种更自由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注重的不是押韵,而是诗行的节奏流动和感觉,是“真正的音乐享受”。他强调,对诗歌的真正欣赏来自“明智的耳朵”,能够辨别出跨行音节和意义的细微相互作用。因此《失乐园》的形式对无韵诗的选择与对自由的主题探索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避开严格的押韵结构,弥尔顿将自己与古代史诗中所颂扬的自由理想相匹配,与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一比高低。他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方式,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常使用无韵诗来传达深刻的情感和哲学主题。郝田虎教授还通过《失乐园》等经典作品的翻译,提出了“跨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的重要命题。

在与谈环节中,章燕教授将弥尔顿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与英国工业时期早期城市化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如华兹华斯痛惜伦敦的污染和物欲膨胀并呼唤弥尔顿的崇高精神重回英格兰。关于弥尔顿作为诗人的自我意识及其诗歌形式,章燕教授指出弥尔顿在较早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就已经有意识地选择无韵,这种选择体现了弥尔顿对传统韵律约束的反思以及他作为伟大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主持人曹莉教授、北京大学黄必康教授等结合当下的AI、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指出弥尔顿的现代性超越了工具理性的范畴,《失乐园》中的亚当与夏娃作为现代个体的典范,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情感在人类境遇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学界有关弥尔顿的研究及其引发的争论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予以关注,关于理性与感性、自主选择与被动接受之间张力关系的反思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时代尤为重要。线上线下师生围绕上述议题以及文学和人文学科的价值与功能、弥尔顿的超凡想象力对当代科幻文学的影响等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4个小时。

部分与会者合影
文|周木槿
图 | 李佳静 郝田虎 道日娜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