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晚上，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二十八讲如期举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于冬云以“《老人与海》：身份政治与审美乌托邦”为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采取线上模式，来自校内外约630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陈永国担任与谈人。
于冬云教授首先聚焦于主人公圣地亚哥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剖析了其中的复杂性。从经济和政治层面来看，圣地亚哥既是古巴的贫穷渔夫，也是美国富绅士休闲竞技文化的文学代言人。作为渔夫，他依赖捕鱼谋生；而从美国绅士的视角，捕鱼则成为一种冒险和消费文化的象征。这种身份的错位与文学叙事的缝合，既带来撕裂，也引发共情。圣地亚哥一方面是在被美国现代化操控下的古巴艰难谋生的西班牙移民，生活贫困、孤独而失败；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凭借坚持和优雅风度在海上搏斗的大英雄。海明威在创作中刻意舍弃了作为鱼类博物学家的个人爱好，通过悲剧性的叙事构建了圣地亚哥这一令人感慨的文学形象，其间交织着悲悯与骄傲，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审美张力。
从文化身份出发，我们可以在圣地亚哥身上看到美国性与他者性的交织。圣地亚哥的文化认同隐含着移民跨界身份构建过程中的跨文化身份复杂性。关于加纳利文化，圣地亚哥的家乡文化，小说只字未提。而作为美国文化代表，尤其是表现了美国对古巴控制的棒球文化，却在小说中反复出现。
于教授指出，圣地亚哥作为移民，其身份认同在旧关系与新关系的交叠中表现得尤为复杂。通过分析海明威在文学中塑造的移民形象，揭示了身份政治与个人经历的深层关联。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圣地亚哥在职业劳动信仰上的坚守，指出在这一维度，圣地亚哥与海明威本人高度契合。圣地亚哥将捕鱼视为信仰，远远超越了世俗的经济利益，其精神内核契合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天职”劳动伦理。这种职业观念也延续了海明威小说中“准则英雄”（code hero）的特质——在前现代职业伦理中寻找劳动的意义与愉悦，并通过抵抗现代化技术带来的异化，为心灵寻求救赎。
讲座中，于教授特别提到圣地亚哥的梦境象征了他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现实困境的超越。梦境定格于他22岁首次离开家乡抵达的西北非海岸，呈现出金海滩、银海滩和暮色中玩耍的狮群。于教授指出，这一梦境不仅是圣地亚哥的心灵补偿，也是海明威以文学书写构建的审美乌托邦，寄托了他对前现代文化与个人自由的深切眷恋。欧洲乌托邦研究会前任主席露丝·莱维塔斯曾提出，“乌托邦是以想象建构的世界，能够在不同文化中将我们从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圣地亚哥的梦境恰恰体现了乌托邦的这一否定性诗学特质，通过梦境来抵抗现实的撕裂与操控。
在互动环节，讲座与谈人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陈永国就于教授的讲座做了分享补充。陈教授指出，圣地亚哥的身份错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的身份通过异化而错位、转移。我们在棒球文化、狮子的梦、大马林鱼中看到了穷渔夫的求胜欲望和美国绅士的错位，也能看到作者海明威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甚至是那个年代古巴与美国两国的国际关系。
陈教授也指出，我们要看到《老人与海》在文学史上的传承与互证。一方面，海明威的大马林鱼与梅尔维尔的白鲸、福克纳的熊是有共同之处的。另一方面，在重压之下如何保持优雅，挑战人类极限的大英雄最后都是失败了，反映了乌托邦的否定美学。这种否定美学可以追溯到《弗兰克斯坦》，歌德的《浮士德》和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在这些故事中，重压之下的人不是消极的，尽管痛苦，但依旧保持积极主动。这种故事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让我们在消极当中积极起来。
主持人曹莉教授邀请与谈人陈永国教授就“挑战人类极限，不顾人类整体命运”这一评价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陈教授认为，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为了获得更多知识诉诸魔鬼，亚哈船长为了向白鲸复仇不顾整艘船船员的生命。这对正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有警醒作用。当我们不断挑战极限，拓宽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时，未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得而知的。数字异化已初见端倪——我们感受到了在数智时代的被控制感。这些都提醒我们在挑战极限时需关注整体命运，避免忽略人类的长远福祉。
本次讲座内容充实，讨论热烈，不仅深化了对海明威作品的理解，为理解《老人与海》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研读英美文学经典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与指导。
文｜麻赫皓
图｜张晓婵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郑文博
